聂树斌案的再审意味着对禁止缺席审理原则的突破
发布时间:2016-08-04 18:39:55   来源:百灵环保网   评论

早在2006年1月18日与2015年12月15日,湖南高院与内蒙古高院即曾再审改判了被终审错判死刑的藤兴善与呼格吉勒图无罪。而众所周知,藤、呼二人均早已执行死刑。凑巧的是,该二案均涉及隐私,再审自然未公开审理。但无论再审是否公开审理,也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不公开审理,在该二审的再审判决书上,藤、呼二人均是以被告的身份出现,也就是说,二人其实是以死者的身份接受的再审。但是,在该二案再审改判无罪后,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媒体,均未见关于此二案系“缺席审理”之说法,也未见由此引发的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禁止缺席审理之原则的正当性的追问。然而,在最高法院决定通过提审再审聂树斌案后,学界有人提出,对作为死者的聂树斌案的再审让最高法院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缺席审理”。言下之意是,聂树斌已死,对其的再审非“缺席审理”不可,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的是禁止缺席审理的立场。对聂树斌案的再审意味着对禁止缺席审理原则的突破。

那么,滕兴善、呼格吉勒图与聂树斌案的再审是否属于缺席审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语境下,这样的“缺席审理”是否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根据?此等“缺席审理”又是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持的禁止缺席审理立场相背离?进而,由对诸如聂树斌案之类已执行死刑的错案的“缺席审理”是否可以得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做出突破禁止缺席审理的立场的修改的结论?这是聂树斌案的再审与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对聂树斌案的“缺席审理”不但于法有据而且势在必行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再审的启动原因有三:其一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的申诉;其二是原审法院、上级法院或者最高法院的发现;其三是检察机关的抗诉。由此可见,再审的启动不以当事人包括原审被告人自身的申诉为唯一条件。在当事人没有申诉的情况下,再审程序也可因其他原因而启动。而通观规制再审的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也无在再审中原审被告人必须出庭接受审理的要求。因此,应该认为,再审的启动与进行,均不以原审被告人亲自出席为必要。换言之,原审被告人是否缺席,均不影响再审的启动与进行。

关于再审的启动既不以原审被告人申诉为唯一前提,也不以原审被告人亲身出席审判为必要的规定,无论其立法的原意何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应该理解为立法者已经考虑到了在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对其的生效判决可能存在必须纠正的错误。因为基于司法的公正的基本要求,生效的刑事判决,无论原审被告人是否还活着,只要被发现系错判,便应予纠正。以被告人已经死亡尤其是其已被错误执行死刑、无法申诉或无法出席再审法庭为由,对其错案不予纠正,显然有悖司法公正的起码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公正。而在这种情况下,因死者不可复生,对其的“缺席审理”,便成为纠正司法错案的不可避免的选择。

因此,假如说对诸如聂树斌案之类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的再审可以被称为“缺席审理”,那么,这样的缺席审理不但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的精神,而且是纠正司法错误的唯一选择。

二、对聂树斌案的“缺席审理”与禁止对死亡的被告人的“缺席审理”并不矛盾

主张聂树斌案再审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持禁止缺席审判的立场提出了挑战的理由主要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一审与二审程序的设计均是被告人已到案且在世为前提,因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在二审中,一旦被告人逃逸或者死亡等,审理活动即应予中止或者终止。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再审应该视情依照一审或者二审程序进行。这就提出了在原审被告人死亡的情况下,按一审或者二审程序所进行的再审,实际上是否突破了禁止缺席审理的原则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刑事诉讼法之一、二审程序的设计,所持的都是禁止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予以“缺席审理”之立场。这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一目了然。根据该条规定,在“被告人死亡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审理。这一规定,无疑既适用于一审,也适用于二审。但是,不能由此得出按一、二审程序所进行的再审也不得对被告人死亡的案件予以审理的结论。理由如下:

其一,再审系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只有既已决定再审的前提下,才生依照一、二审程序进行审理的问题。而如前所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在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允许有利于他的再审。因此,对于再审依照一、二审程序进行审理的正确理解是,在被告人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再审完全依照一、二审程序进行。但在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再审之所谓依照一、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则是指依照除对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终止审理之外的其他一、二审程序进行审理。理由很简单,再审决定既然是针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做出的,审判监督程序关于再审按一、二审程序进行的规定,当然排斥了适用一、二审程序中关于不得对死亡的被告人予以审理的规定。

其二,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对被告人死亡的案件应该终止审理的规定所体现的禁止缺席审理,所禁止的是对被告不利的审判。这从该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均是有利被告的选择,不言自明。而对诸如聂树斌案一样的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的再审,是有利被告的选择,因此,其当然不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禁止之列。相应地,对此类案件依照一、二审程序的再审,也不受由该条所派生的禁止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的缺席审理的制约。

三、禁止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的“缺席审理”与“禁止缺席审理”不容混同

就缺席审理,世界各国所持立场各异。就我国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关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或者“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中止审理”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对缺席审理所持的是禁止的立场。与此不同,在德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其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于特定情况下,即使被告人不出席法庭,也可以对其所涉案件予以审理与判决,因此,其对缺席审理所持的是与我国相反的允许的立场。

然而,通观各国刑事诉讼法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律,即无论所持的是禁止还是许可的立场,所谓缺席审理,所针对的都是被告人为活体但不出席法庭的情况而言的。换言之,所发生的分歧仅仅在于在被告人作为活体可以出席但不出席法庭的情况下,是否对其进行审判。正是如此,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其对缺席审理所持的是允许还是禁止的立场,均不影响其针对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所持的不予审理的立场。由此可见,法律意义上的“缺席审理”,单指对没有死亡但未到庭的被告人的审理,而与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不对其案件予以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对诸如聂树斌案之类的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的再审归为“缺席审理”,显系概念混同所致。

其实,从基本立意上而言,禁止缺席审理与禁止对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的审理,出发点也是完全不同的。禁止缺席审理的立足点主要在于程序本身的正当,因为在被告人未到庭接受审判的情况下,其辩护权等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而禁止对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的审理,则主要是基于实体法的要求。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自然人主体均系作为活体的自然人,死者不构成刑事责任的主体。既然如此,刑事诉讼法便不应做出对死者予以审判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与实体法规定相矛盾的规定。

四、对聂树斌案的再审不构成在我国引进“缺席审理”制度的根据

近年来,尤其是自我国加入2003年10月31日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学界出现了关于我国应该引进缺席审理制度的呼声。就此,我不做过多评价,因为这与我所关注的聂树斌案的再审没有关联。但我不得不提醒的是:其一,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对于本公约所涵盖的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被请求国在对相关财产没收后,应给予请求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才能将所没收的资产返还请求国,被请求国也可以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的规定相对应,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增设“特殊没收程序”,这已经解决了在坚持禁止缺席审判的前提下,国内法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的接轨问题,因此,所谓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要求,已不再成其为突破我国刑事诉讼法所历来坚持的立场转而引进缺席审判制度的理由;其二,鉴于禁止缺席审理原则与禁止对已死亡的被告人的案件的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对后者的审理不在前者的禁止之列,而且,对诸如聂树斌案之类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予以再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的再审,不应被引作所谓缺席审判的先例,更不应成为借以主张我国引进缺席审判制度的判例依据。

作 者:邱兴隆(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名誉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来 源:迦叶法律研究院 法学学术前沿

编辑: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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